“从20年前开始从事野生大熊猫的研究，到现在，我一直在自然保护这个领域工作，每个关口都有新的机会、新的挑战，没有给我犹豫的时间。这么多年，我一步一个台阶地上，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泛，心里很充实。”2005年12月18日晚，北京大学图书馆，凭借在野生动物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和在生态保护方面的不懈努力荣获欧莱雅“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的吕植，和学生们一起分享了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不凡经历和研究成果。

    见达尔文：打开了第一扇窗

    “1976年，我家买了一台9英寸的小电视，当时央视播放的一个关于达尔文的电视连续剧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达尔文的经历让我很难忘怀，埋下了种子。”吕植说自己并不是从小就立志要研究野生动物，但达尔文的经历给了她一些“刺激”。光看电视还不过瘾，吕植又从图书馆借来了《贝格尔号航行日志》仔细阅读。

    当时，报纸正在连载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黑猩猩在召唤》，吕植也看得很痴迷。“他们在野外与动物朝夕相处，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让我着迷兴奋，但对我来说又似乎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

    和很多中学生一样，直到1981年考上大学，吕植也不是十分清楚将来究竟要干什么，她并没有把野外考察探险与选择专业联系起来。那是举国上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年代，周围同学大都选择了学习尖端科技，吕植也不例外，上了北大的生物化学专业，化学内容极多的一门学科，还有不少需要记忆的内容。“这期间懵懵懂懂地念书、考试，可一想起这辈子就干这个了便不由得心虚，但又无可奈何。”

    结缘大熊猫：一生中最明智的决定之一

    就在这时，吕植遇到了研究大熊猫的潘文石老师。

    正值大二暑假，遇到别的专业野外实习，吕植于是便自费跟着去了游山玩水。吕植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与她想象中的生活更接近了，而且还遇到了潘文石教授。潘教授当时正在四川卧龙做大熊猫研究，而且特别善于讲故事，津津乐道于他们在野外实习的经历。“我当时听得如痴如醉，以前了解的达尔文、珍妮·古道尔都那么远，现在身边就有人从事这么有趣的事情！我豁然开朗，而先前的低迷状态也使我更加意识到机不可失，因此尽管周围没人赞成，我仍然决定转学生态。事实证明，这是我一生中最明智的决定之一：从此我的生活和学习有了方向，遇到困难时能想到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和坚持，而不是怨天尤人。我越来越有信心，生活也更加有意义。”

    从来都是别人安排生活的吕植，第一次尝试自己作了一个决定——每天都跑去请求潘文石答应让她参加野外考察。“当时潘老师不太热情，说‘野外工作那么艰苦，你想好了吗？’”但吕植日复一日的真诚终于打动了潘文石，因为当时转专业不容易，潘老师建议吕植考研究生，还给了她两篇文章读。“我得到潘老师的默许，就一边上生物化学的课程，一边自学动物学的课程，1985年考上生物系动物学专业，师从潘文石攻读硕士，然后又读博士学位，这样才开始系统的野外研究工作。”

    去野外考察：从单调和艰辛开始

    1985年，吕植和老师潘文石一起走进中国大熊猫最后的栖息地秦岭，开始了对大熊猫的研究工作。

    野外考察生活是单调枯燥的——从观察每一个大熊猫的粪便开始，研究它们的生活习性、身体状况、野外繁殖……野外考察生活也是艰苦的——炎炎夏日中被蚊虫蚂蟥叮咬，漫漫冬夜里彻骨寒冷，在野外经常只能吃点干粮，吃不饱是常有的事。潘文石曾这样形容她：“这个漂亮女孩饿得变了形，看到桌上的菜，眼珠子都快突了出来——不吃完不罢休的架势，这是饿怕了呀！” 吕植曾连续在山里呆了10个月，因此患上关节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吕植一呆就是8年。

    “研究大熊猫不容易。我们当时条件比较简陋，刚开始根本看不到大熊猫，大部分时间只能根据大熊猫的粪便来开展研究。”后来才给熊猫戴颈圈，也非常不容易——不但不容易见着，见着还不容易捕捉——由于麻醉枪管制严格且没钱买。直到1987年，两个小伙子在河沟里发现一只熊猫，用网把它按住，吕植才第一次给熊猫戴上了颈圈。遗憾的是那个颈圈质量不好，信号很快消失，没收集到有价值的信息。1989年，美国国家动物园园长在得知吕植他们是徒手捕捉熊猫后非常惊讶，通过美国大使馆送给他们一支麻醉枪。之后，吕植和研究小组为20多只熊猫戴上了无线电颈圈，使研究深度大大提高。

    1992年到1995年，吕植去了美国国家健康中心做博士后，从进化论和分子遗传学等理论高度来研究熊猫的遗传多样性。三年的研究使吕植认为，熊猫的遗传多样性能够维持其作为一个物种比较长期地生存下去。

    上书中央：秦岭熊猫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

    吕植不会想到，她本来相对单纯的研究工作会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复杂起来。

    1990年冬天，在秦岭做野外研究时，吕植和助手走了120里山路去参加助手哥哥的婚礼。“一天早上听见吵闹声，只见一群村民在围捕一只怀孕的毛冠鹿，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跑得口吐白沫，倒在地上，眼睛里露出绝望的乞求，最后还是被乱棍打死。村民们直说我有口福，一来就有肉吃。我心里很难受，但要保护动物的话就是张不开口。当地不通公路，除了逢年过节来客人，平时没有什么肉吃。”这使吕植认识到，解决当地人生存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不仅需要科学家，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1992年，秦岭南坡已被砍伐得满目疮痍，照此下去，熊猫将很快失去自然庇护所。吕植和潘文石赶紧给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写信描述危机，三个星期后收到了朱镕基副总理的批示——“必须马上解决”。随后，国家拨了一笔资金，加上世界银行的援助，秦岭在1995年停止了砍伐森林，成为国家级保护区。

    但是，当时熊猫栖息地里到处都在大肆砍伐。“靠给国家领导写信来拯救熊猫的方法不能持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人踏踏实实地想办法做保护。光靠科学家是不行的——科学家知道有什么问题，但不一定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在保护领域里解决人的问题是关键。所以我决定从与自然打交道扩大到与人打交道。”

    视野范围：从大熊猫保护扩展到整个自然保护

    199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林业部展开合作。作为WWF中国物种保护区项目负责人，吕植在四川平武县主持一个项目，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将环境保护和当地经济发展结合起来，“鱼与熊掌”兼得。

    2002年，吕植创办了保护国际（简称CI）中国项目办公室，开始用创新的思路和手段整合科学、政策和市场的优势来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并坚持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最迫切的地区工作，用文章和同样出色的摄影作品展现自己关于自然保护的思考。保护国际中国项目的工作优先区是中国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目前，这个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由于自然资源过度开采受到了严重威胁，森林覆盖率在过去几十年内从30％下降到15％，长江流域已经丧失了85％的原生森林，栖息地的片断化与退化已经造成野生动物种群的严重下降。

    “最近我们保护国际开展了一个叫做‘神山圣湖’的项目，利用社区在保护上的积极性，推广‘社区保护区’的模式，很有成效，成本也不高。保护神山的文化传统使藏民极珍视生态环境，自发种树、巡山、清理山上的垃圾……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等‘母亲河’均发源于西部的‘神山圣湖’，而藏民对‘神山圣湖’的保护将惠及中国5亿多民众。”吕植呼吁应立法鼓励神山圣湖所代表的社区保护模式，将社区保护地正式纳入国家的保护地体系，并在政策上和法规上给予支持。

    1996年，吕植开始和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合作，在西藏、新疆等地开展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工作。“现在，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多起来了。但野生动物保护好了、数量多了，又容易与家畜出现矛盾。比如，当地老百姓家里劳动力不够，而野牦牛经常把牧民家里的母牦牛带走。在保护的同时还要解决保护区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中国西南地区的风景是世界上最美的，是很多大江大河的源头。如果保护好西南的这些森林，就可以保护下游的人，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美好的自然是人们精神上的力量源泉，这一点很重要。我以前没有想太多这方面的问题，但在西藏受到了教育。我们从学校受的教育很狭隘，对人、对生活的理解远远不够。我们做保护工作的一定要更理解人的需求！一个多样化、宽容的社会需要多种价值观的存在，这才是健康、进步的。”

    10万元奖金：设立“明日中国生态学家”奖学金

    2005年11月9日，吕植教授等5名青年女科学家获得第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了欧莱雅公司提供的10万元奖金。吕植说这是她获得的第一笔奖金，但她选择了拿这笔钱支持更年轻的科学家——她表示将这10万元奖金全部用于设立“明日中国生态学家”奖学金，旨在为从事野外生态学研究的年轻生态工作者和在读研究生，特别是女性提供帮助，鼓励她们投身到生态保护实践中去，成为杰出的生态保护专家。“首先，我希望社会各界可以更加关注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其次是为了鼓励更多青年人尤其是女性从事野外生态研究。我们国家仍然非常缺乏这方面的优秀人才，我们要寻找那些有决心、有能力、能不断超越自己的青年科学人才，培养未来的中国自然保护的领导人。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继续赞助这个基金，并扩大它的影响。”

    吕植说纵观世界做野生动物保护的女性有不少——相比男性，社会对女性在功利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大，而且女性天生就比较敏感、观察力强，做保护动物的研究很合适。她认为尽管辛苦，但女性来做野外观察的工作仍有长处。（2006-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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