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树木学学科一代宗师郑万钧教授诞辰100周年。中国林学会树木学分会秘书长汤庚国教授打电话给我，邀我写一点有关郑老的回忆或记实性文字，以表纪念。作为郑老的学生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我的成长过程一直都受到郑老的培养和教诲，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在大学学习期间，时任南京林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现称院士）的郑老亲自给大学生讲授树木学课程。当时听郑老讲课的，除我们这些大学生外，还有树木学教研组的全体老师以及慕名前来进修的外校老师，如祁承经、王芳礼、火树华等。当时树木学实验室内坐得满满的，连教室过道上也排满了方凳，盛况空前。郑老对教学工作十分认真，一丝不苟。他知识渊博，野外经验扎实，讲课内容十分丰富，特别对树种的地理分布（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和特性（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特性）等内容，他如数家珍，了如指掌。很多内容是讲义上没有的（当时还没有固定的教材）。除课堂教学外，郑老还特别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注重树木学实验课和野外教学。这都是郑老始终倡导的树木学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这个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几十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国林业院校树木学的教学。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成为郑老指导的树木学研究生。他亲自制定研究生课程设置和培养计划。亲自给研究生开设树木学研究法（命名法规）、植物拉丁文和森林地理学等课程。他还出面邀请在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学者和专家，为南京林学院树木学、森林生态和林木育种研究生开设了气象与气候学、土壤与土壤地理、植物解剖学、植物生理学、地貌学等课程。应邀前来授课的有：南京大学么枕生、朱炳海、刘振中，南京农学院朱健人、吴志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马溶之、李庆逵等。当时林学系的青年教师都听研究生课程。作为院长郑老为研究生和师资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郑老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爱护和关心别人。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有一件事至今难忘，1961年初，树木学教研组朱政德老师因患先天性心脏病在鼓楼医院手术治疗。郑老对此十分关心，要我与他一起去医院探视，了解手术情况。探视后，天已渐黑，郑老考虑到我回校后，食堂就餐时间已过，邀我到鼓楼马祥兴菜馆二楼吃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邀与老师一起吃饭。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市场供应十分紧张。1961年开始，市场上很多商品都是高价商品（包括餐饮）。党和政府为了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专门为他们发了特殊的就餐券（价格便宜一些）。我一面吃饭，一面内心充满着感激之情。饭后，我们搭乘11路公共汽车到终点站--板仓村，然后步行返校。此事虽小，但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刻骨铭心。

留校任教后，无论郑老在南林工作期间，或到中国林科院任职期间，作为郑老的学生和助手，我始终参与郑老主持的科学研究和编写工作。从六十年代初中国栲属Castanopsis的研究，到《中国树木学》、《树木学》教材的编写；从七十年代初，协助郑老编写《中国植物志》第七卷裸子植物，到郑老主持编写的《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中国树木志》前后历时四十多年。无论郑老在世或去世后，对郑老的事业，我始终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工作。

1972年下半年，朱政德和我被借调北京，协助郑老编写《中国植物志》第七卷的文稿。我们住中国林科院植物研究所招待所，年近七旬的郑老每天从农科院挤公共汽车到植物所一间小平房从事研究工作，查阅标本和文献资料，指导并释疑助手们提出的问题。经过半年的努力，他和他的助手们（傅立国和我们）终于完成了《中国植物志》第七卷文稿。《中国植物志》第七卷是郑老四十多年对中国裸子植物研究的结晶，是他的经典著作，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盛誉，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编写出版一部能够充分反映我国丰富树种资源的、崭新的《中国树木志》一直是郑老的夙愿。在他亲自领导和组织下，1974年开始了《中国树木志》这部巨著的编写工作。还计划《中国树木志》第一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国庆献礼。1978年下半年开始对《中国树木志》第一卷文稿进行审稿、整编、定搞工作。郑老住在医院亲自审阅和修改全部文稿，并撰写了《中国主要树种区划》章节，到该年年底，按要求把全部清稿送到出版社。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按时开印，致使郑老生前未能见到该书的出版，时间仅仅相差几个月。其后，在郑老的学生和助手不懈努力下，陆续出版了《中国树木志》第二卷和第三卷。直到2003年，郑老去世后二十年，《中国树木志》第四卷的整编和审稿工作顺利完成，即将出版。《中国树木志》巨著工程大功告成！可以告慰郑老英灵，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江苏省人民政府 赵奇僧）